2026年2月1日，由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与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广问国际经贸沙龙第十六期”顺利举行。本次沙龙以“特朗普经济学：克鲁格曼年度总结述评”为主题，由北京广问律师事务所主任管健律师主持，邀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弘教授担任引导发言人，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专家洪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罗振兴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杨国华教授担任与谈嘉宾，对该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 主讲环节

马弘本次发言主要围绕两组材料展开：一是保罗·克鲁格曼于2026年1月发表的评论文章，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二是两位经济学家在 Brookings学会发表的简评文章，对特朗普政府“对华经济战略”第一年的表现进行回顾。结合这两篇文献，并辅以相关数据和图表，从选民情绪、宏观经济表现、劳动力市场、贸易政策及其不确定性等多个维度，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的美国经济状况进行系统分析。

首先，在政策目标与选民情绪方面，马弘指出，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期间承诺开启“新时代的美国繁荣”，其核心目标包括：降低物价、缩减联邦财政赤字以及推动制造业就业回流。Brookings 的简评文章则将本届政府的经济目标概括为四点：重新工业化、保持人工智能领先地位、降低对中国的战略依赖，以及重塑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从一年后的现实表现看，市场和选民情绪整体趋于悲观。消费者信心指数在疫情后短暂回升后，于2025年持续走低，即便在共和党选民中，2025年下半年也出现明显回落。特朗普政府的净支持率在2025年初仍为正值，但随后持续下降，至2026年初已降至约负18%。尽管共和党基本盘仍较稳固，但执政满意度整体呈下滑趋势。

其次，马弘系统介绍并分析了克鲁格曼对美国经济表现的判断。克鲁格曼认为，2025年美国经济表现弱于拜登执政期及特朗普第一任期。非农就业增长明显放缓，制造业就业根据美联储 FRED 数据在2025年全年净减少约5.8万个岗位。尽管制造业就业的长期下滑具有结构性背景，但从行业分布看，2024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大多数制造业部门就业均出现下降，仅少数行业实现增长，显示“制造业回流”尚未在就业层面得到实质性体现。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2025年并未出现大规模裁员，但企业显著减少新增招聘。非农新增岗位在疫情复苏高峰后持续回落，并在2025年维持低位运行。这既反映结构性分化，也受到政策和技术因素影响：一方面，服务业蓝领岗位供给不足，而白领岗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加大；另一方面，移民政策收紧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推迟或缩减招聘计划，劳动者流动性下降，工资增长受到抑制。

在贸易与投资方面，2025年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显著上升，甚至超过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水平。政策不确定性本身构成隐性成本，抑制了企业投资和扩张意愿。建筑业和制造业数据显示，2025年投资和产出整体偏弱，尚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持续走强，但克鲁格曼指出，股市并不能准确反映实体经济状况，高流动性环境和避险情绪推高了资产价格。

在关税影响方面，克鲁格曼认为关税并非灾难性政策，但必然降低经济效率。美国制造业高度依赖进口中间品，关税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部分行业就业，却抬高了下游产业成本，削弱出口竞争力，并引发贸易伙伴反制。尽管如此，美国并未出现剧烈通胀，原因包括制造业在GDP和消费结构中占比较低、能源价格低位运行、企业提前囤货、零售商压缩利润率，以及关税豁免和转口贸易等因素。

总体而言，马弘总结认为，美国经济并未陷入衰退，但也远未实现特朗普所宣称的“重新崛起”。关税和政策不确定性抬高了成本，压制了投资和就业增长。若现行贸易政策路径持续，未来经济表现仍可能进一步承压。

二、 与谈环节

（一）洪晓东

洪晓东在马弘分析基础上，从贸易政策角度作补充点评。他认为，克鲁格曼对关税的负面判断主要集中在三点：关税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中间品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政策高度波动增加不确定性，从而抑制投资和贸易活动。从现实效果看，特朗普关税政策并未引发此前预期的全球贸易崩溃。2025年全球贸易额创历史新高，中美贸易虽有所下降，但总体保持稳定。一个关键原因在于，除中国外，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并未采取对等报复，避免了系统性冲击。从政策目标实现情况看，重新工业化在钢铁、半导体等领域已有一定投资和就业改善迹象；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保持领先；从中国进口有所下降；全球战略重心转向盟友体系。多项关税协议附带的投资承诺仍在推进中，其效果需在2026年及以后进一步观察。洪晓东认为，特朗普关税政策总体体现为“损人利己”：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造成冲击，并对他国造成压力，但在缩小其贸易逆差、增加关税收入、扶持特定产业等方面实现了短期收益。

在问题回应中，他指出，特朗普所宣称的巨额投资承诺存在明显夸大，实际落地规模可能仅为其十分之一左右。但即便如此，配合产业政策和补贴等政策，仍可能对重振受支持的制造业产生影响。他强调，美再制造业化的根本驱动力在于特朗普强调的国家安全，其效果评估不应仅限于经济指标。此外，洪晓东分析了贸易伙伴未大规模反制的原因，包括美国为其盟友提供的军事保护伞、其巨大消费市场的吸引力，以及各国为避免全球贸易混乱而选择的克制。

（二）罗振兴

罗振兴指出，克鲁格曼对特朗普政策的长期批评立场可能影响其评价的中性程度。在分析政策效果时，应区分党派偏好与实际经济表现。他认为，2025年美国经济增长约2%—2.2%，通胀维持在约2.8%，整体表现好于年初多数悲观预期，就业虽偏弱但仍处于相对均衡区间。在关税政策方面，罗振兴赞同“损人利己”的判断，认为在缺乏大规模报复的情况下，关税接近美国的最优关税区间，关税收入增加，部分高科技制造业投资承诺逐步落地，对短期经济具有一定正面作用。

总体而言，罗振兴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整体表现具有一定积极影响，其长期效果仍取决于投资落实和政策调整情况。

（三）杨国华

杨国华表示，讲座中大量使用经济模型和数学分析，使其对“经济学是否比法学更科学”仍感困惑。他原本期待获得更明确的结论，但感受到经济分析的不确定性。他特别关注投资承诺的落实问题，并提及近期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协议中承诺的投资金额与实际到位资金存在较大差距，认为该结论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