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下午，“广问国际经贸沙龙第十八期：特殊时期的WTO部长级会议”顺利举办。本次沙龙由清华大学法学院杨国华教授主持，洪晓东教授作引导发言，卢先堃先生、屠新泉教授作为与谈人，围绕WTO第14届部长级会议（MC14）的成果、WTO改革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未来走向，以及产业政策、补贴和诸边协定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引导发言

杨国华教授首先邀请洪晓东教授作引导发言。

洪晓东围绕MC14成果及WTO改革作了系统梳理。他首先提出三点基本认识：WTO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越是在WTO面临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持续开展研讨、凝聚共识；在坚定信心的同时，也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讲事实、讲问题。

在回顾MC14成果时，洪指出，此次会议主要在三个层面取得进展。第一，在部长决定方面，成员围绕渔业补贴、小经济体议题以及技术法规领域的特殊与差别待遇达成了一定成果。第二，在诸边倡议方面，中国推动的投资便利化协定继续向前推进，并发布部长联合声明；电子商务协定也形成了临时实施安排。第三，在“雅温得成果包”方面，围绕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和WTO改革工作计划的讨论虽未达成一致，但有关议题将带回日内瓦4月份总理事会继续推进。

洪进一步阐述了为何仍应对WTO保持信心。他认为，WTO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锚定”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WTO仍是成员围绕改革问题展开讨论的核心平台，166个成员依然在使用其贸易政策审议和谈判功能。其次，WTO规则仍具有现实引力。即便美国推动“对等关税”政策，其贸易代表办公室仍试图通过修改规则为相关做法寻找“合法性”依据，这恰恰反映出WTO规则的规范作用。再次，企业界对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多边规则体系仍有明确需求，无论是在投资安排还是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等问题上，业界均高度关注WTO改革进程。

洪认为，MC14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为WTO改革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框架和路线图，甚至可被称为一次“WTO改革部长会议”。他特别提到两份关键文件：一是改革分组讨论总结报告，重点聚焦最惠国待遇与公平竞争环境的关系、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及滥用问题，以及产业政策和补贴所涉及的政策空间问题；二是WTO改革工作计划草案，涵盖决策机制、发展、公平竞争环境、基础性问题和争端解决五大议题，并设定了从2026年至2030年的详细推进时间表。

与此同时，洪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三点观察：一是改革时间表延伸至下一次部长级会议，可能导致讨论周期过长；二是当前成员对WTO的担忧在于“只有讨论，没有行动”，WTO改革应该有一个阶段性成果；三是学界和产业界未来应聚焦上述文件中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基础性议题，如最惠国待遇与公平竞争环境等议题，为中国深度参与WTO改革提供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建议。

二、与谈人发言

杨国华教授对与谈嘉宾提出一个问题：WTO内部人士对其前景的信心，会不会给外界造成某种“王婆卖瓜”的印象？站在体系之外的人，是否已经认为WTO“死了”？围绕这一问题，卢先堃先生首先作出回应。

卢先堃认为，应当跳出MC14本身，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WTO的现状。他指出，WTO作为多边谈判平台的功能确实已受到严重削弱，MC14本身受到的国际关注度下降，且要形成实质性成果愈发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主要成员，尤其是中美之间，缺乏共同目标与基本的政治和解。在此背景下，甚至出现了所谓“WTO减一”或“WTO减二”的判断。

但卢先堃同时强调，也不能只看到多边框架承压的一面。尽管整体承压，贸易规则与实践仍在以更灵活的方式继续推进。例如，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运行总体良好，并得到部长会议支持；投资便利化与电子商务协定虽遭个别成员阻挠，但参与方仍明确表示将继续推动实施；欧盟与CPTPP成员尝试在美中之外塑造新的制度性领导力；企业界，特别是美国数字经济企业，也在推动电子传输暂免关税等规则延续；与此同时，各类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安排也持续活跃。总体而言，在卢先堃看来，WTO正处于一个“真空期”或“混乱期”，这种状态很可能还会持续五到十年。

随后，屠新泉教授结合其以非政府组织观察员身份参加MC14的现场经历，对会议效果和体系现状作了更直接的观察。他指出，此次部长级会议在喀麦隆召开，本身就反映出WTO决策中政治平衡常常优先于专业效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议组织和实际成效。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围绕WTO改革的很多讨论已越来越像学术研讨会，各方在一些细微却关键的分歧上长期僵持，难以真正找到出路。

在分析多边体系困境时，屠新泉提出，多边贸易体系的顺畅运行，在历史上往往需要某种单极主导力量的支撑，而当前美国已不愿继续承担这种角色，这是体系失灵的重要原因。若没有中美之间涵盖贸易、产业、金融等层面的更大范围政治交易，多边体系很难迎来根本性转机。也正因为如此，未来国际贸易规则更可能呈现碎片化演变：不同议题上，成员将基于地区、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出口国或进口国身份等不同利益结构，形成不同的分组和规则网络。

三、深入讨论

在随后的讨论中，杨国华教授将话题进一步引向当前WTO改革中的焦点议题——产业政策与补贴。他指出，这一议题在国际讨论中往往被贴上“中国标签”，但问题本身远比简单的政治叙事复杂得多，值得中外学界和实务界开展更系统的专题研究，甚至可以通过白皮书等方式澄清若干根本性问题。

对此，洪首先强调，应准确把握当前讨论所处的阶段。现阶段，有关产业政策和补贴的讨论仍停留在原则性、探索性层面，远未进入具体谈判文本阶段。他指出，讨论补贴透明度、通报义务等具体规则，与试图改变成员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性质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他还提到，无论是协调员报告还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表态，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WTO并无能力解决所谓“结构性失衡”或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也说明WTO工具本身存在边界。

卢先堃则从谈判策略与政治平衡角度分析了这一议题的复杂性。他指出，如果要推动补贴议题取得进展，就不能只盯着工业补贴，还必须把农业补贴纳入讨论范围，否则无法形成谈判平衡。同时，他提醒应高度警惕WTO改革被异化为“针对中国的改革”。即使是在补贴透明度这样看似技术性的议题上，各成员自身也未必具备完全清晰和完整的信息掌握能力，美欧对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的掌握也未必充分。因此，从原则性讨论走向真正的文本谈判，还有极长的距离。

屠新泉教授则主张，应适当限缩问题范围，将讨论重点放在补贴所产生的贸易扭曲和外溢效应上，而不是试图通过WTO去协调成员内部政策的设计逻辑。他认为，未来规则演变的一个可能方向是：一方面允许成员在一定条件下更灵活地运用补贴工具，另一方面也允许其他成员更灵活地运用反补贴措施，从而形成新的平衡。更基础的问题在于，当前国际社会对“补贴”的定义、边界和范围本身都缺乏充分共识，因此学界在概念和理论层面的工作仍十分重要。

四、提问环节

在回应线上提问环节中，嘉宾们围绕“诸边协定与GATT守则的区别”以及“WTO是否正在从规则制定者转变为议题孵化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对于“诸边协定与GATT守则的区别”这一问题，卢先堃指出，GATT时期的守则更接近一种“软法”安排，强调自愿遵守；而当前WTO框架下的诸边倡议，其目标往往是最终纳入多边体系，因此追求的是更强的制度约束力。洪晓东进一步补充说，无论是投资便利化还是电子商务协定，最终目标仍是回归多边，成为WTO协定体系的一部分，只不过当前处于一种过渡性的中间状态。他也指出，诸边谈判天然面临“雄心水平”与“包容性”之间的平衡。屠新泉则从历史演变角度指出，GATT守则更像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封闭诸边，而今天的WTO诸边倡议更接近“开放诸边”，其制度属性尚未完全定型，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新物种”。

至于WTO未来功能定位的问题，卢先堃认为，WTO未来可能进一步降格为现有规则的“维系者”或“保管人”；上诉机构在可见未来难以恢复，农业补贴等传统难题也难有突破。洪晓东则主张区分WTO的不同功能：作为规则体系和开放承诺遗产，WTO的价值依然巨大；作为谈判场所，如果谈判一直停滞不前，功能确有弱化；作为争端解决机制，其功能因上诉机构停摆而受到严重削弱。屠新泉则表示，WTO现在的主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维持会”，其使命是守住既有成果，而新的规则和议题很可能将在WTO之外，以更碎片化的方式形成。

五、总结

在会议最后，三位专家分别作了总结发言。

洪晓东教授表示，尽管当前WTO改革进展缓慢，成员存在分歧，但只要围绕WTO改革的博弈和话语权竞争仍在继续，就说明WTO仍有现实价值，仍是各方争夺的重要平台。当主要经济体重新普遍从贸易中受益时，WTO的机会仍可能再次到来。

卢先堃先生则提醒，对WTO前景不宜过于乐观地设定时间表。与其期待短期内出现重大突破，不如保持耐心，“日拱一卒”，通过解决一个个小问题，为WTO争取“维持治疗”的空间，同时等待未来更大的政治契机。他特别提出，应思考如何在“WTO 2.0”——包括诸边和灵活安排——与“WTO 1.0”——传统多边框架——之间建立有效联系机制，确保前者不是掏空而是增强后者。

屠新泉教授则强调，WTO最重要的强项，仍在于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和基本原则总体上仍获得成员承认。对中国而言，若希望未来在WTO中发挥更大作用，前提是自身首先成为遵守和维护现有WTO规则的“模范生”，在此基础上再谈改进旧规则或制定新规则。

最后，杨国华教授作总结发言，概括了本次会议带给他的三点启发：第一，WTO改革急不得；第二，要持续努力，不能因为困难而放弃；第三，很多问题仍需等待时机成熟。对中国而言，WTO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国自身的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仍然是最重要的出路之一。